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句话用在刚刚接受改造的战犯身上是合适的，后期随着学习改造的不断深入，绝大多数战犯都顽石点头、榆木脑袋也开了窍。就连我们在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和电影《决战之后》中看到的那几个既反动又顽固的蒋军，最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《决战之后》看的人不多，《特赦1959》却收视率颇高，所以大家对黄维和文强（刘安国）印象颇深，这两位在特赦之后写的回忆文章，都足以证明他们早就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、上错了船。
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承认：“就我来说，思想比较落后，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，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，一点一滴地教育我，启发找，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，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。”
原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这也对自己的正确选择十分自豪：“特赦后，让我填个表格。我拿起笔就填：第一我不出国，第二我不到台湾，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。 直到现在，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，我非常高兴这件事。”
文强和黄维在功德林里的日子都过得比较滋润，也不像在电影或电视剧中那样顽固到底，文强甚至可以说表现得比较积极：“我们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，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。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，当学习组长，又管墙报，管文艺，我们自己还成立 了一个图书馆，我又在这里负责，过年过节，还写些纪念的文章。”
黄维对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满意之情也是溢于言表：“我的饮食，是吃小灶病号一饭，每顿二菜一汤，每天有牛奶，鸡蛋、猪肉，一直吃到1958年，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。我还养过兔子，我对养兔子还觉得满有意思的哩。”
据黄维和文强回忆，他们当时粮食虽然定量是每月四十五斤，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，等于不定量，黄维那时候也很能吃，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。
文强黄维在战犯管理所有些自重身份，吃饱穿暖后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其他“同学（战犯互称）”可就不一样了，那些曾经锦衣玉食奢靡无度的将军，还是很怀念过去的生活，所以表现得很是贪馋，为了喝点酒、比别人多吃一点肉，什么体面都顾不上了。
男人馋酒应该是正常现象，像蒋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那样酒渴如狂的，还真不多见——战犯管理所就像个军事化管理的大学校，禁酒是必须的，但汤尧却总能找到办法混酒喝。
很多电影电视剧中的汤尧挂三颗星，那显然是不准确的，在功德林战犯中，只有王陵基一人是1940年5月获中将加上将衔，1943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。
汤尧可能是真有风湿病，也可能是小病大装，为的就是每天能有一杯虎骨酒喝——他也就是生活在了那个时期，要是放到现在，虎骨酒肯定是不可能有的。
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汤尧有多馋酒：“他得意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，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。”
喜欢喝酒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很熟悉的感觉，汤尧为了每天能喝一杯虎骨酒，也真是拼了，他得意地告诉沈醉：他装腰痛、关节痛，医生给他许多外用药，他还是一个劲地叫痛，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，过去他犯病时，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。
我们甚至不能因此嘲笑汤尧，因为喜欢喝酒且经常喝酒的人，都能理解当时汤尧的心情，笔者年轻的时候，就见过一个打工者，拿着一块钱一袋（现在已经没有了）的高度白酒，靠墙根儿站着，把袋子咬开一个小口，饮如长鲸吸百川，最后还把袋子撕开，把里面添个干净。
原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汤尧馋酒，原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馋肉，但两人的馋法却不同：汤尧的虎骨酒属于“独享”，不分给沈醉，沈醉笑着没意见，而康泽馋肉，就等于从同学饭碗里抢食，那是要犯众怒的—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康泽都对邱行湘怀恨在心：邱行湘负责把饭菜挑回来，康泽抢着先把肉盛进自己碗里，结果被邱行湘抢过去倒回桶里，并让他倒数第二个盛（邱行湘风格高，总是最后盛）。
虽然战犯管理所并不缺吃的，但肉食在当年还是比较稀缺，康泽把肉都捞走，包括王陵基在内的同组同学就吃不到了，所以康泽的馋可以理解，但从同学嘴里抢肉，就很不地道了。
现在当然是啥肉都不缺，但是在四五十年前，每天吃肉对很多人来说还真只是美好的幻想，笔者刚上班的时候，五花肉十块钱三斤，每个月三四百元工资的人也不可能每天都买。
馋酒馋肉是人之常情，汤尧和康泽这两个中将之馋，有些可笑但不是不可理解，至于另外三个中将之馋，可能有有些过分了，让人看了总觉得这帮人实在是吃得太饱、穿得太暖，这才有精力馋一些别的东西了。
不馋酒肉却馋别的东西，沈醉回忆录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有这样三个小标题：“杨文瑔仍爱粉面油头，狗皮膏药论男女结合”，说的是七十二军中将军长（有时候叫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）杨文瑔（也有史料写成杨文泉、杨文湶）；“‘六一居士’梦中常呼新妇”，说的是徐州“剿总”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；“过旧年陈士章怀乡情重”，说的是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。
还有半篇“‘两广总督’狱中时怀旧情”，说的是当过特务的邢森洲，后来此人又当了报社主笔、社长，军衔不详，咱们就不算他了。
杨文瑔就是《潜伏》中被戴笠处理过的那个“副军长”，戴笠坠机后他走出羁押之地，还被老蒋晋升为正军长，沈醉对他没有半点好印象：“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，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，满身香气扑鼻，而且还有点‘顾影自怜’那一股酸劲儿。总之，不是味道！他过去到一个地方，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、校花、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，直到最后结合。像杨文瑔这种人已经当了囚犯了，还沉迷着旧日的罪恶。”
在军队搞政治工作的郭一予最荒唐离谱：他在淮海战役期间被围困在陈官庄，居然在难民中挑了一个女学生“战场结婚”，被俘后还在梦里喊那个女学生的小名“珊珊”。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但杨文泉和郭一予既没有真情也不是豪杰，他们被俘后还死性不改，比陈士章还是远远不及的——陈士章只是蒙着被子偷偷地哭，沈醉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《七绝》。
如果陈士章不算“馋中将”，那么就可以把沈醉算上，凑够五个——沈醉被抓前，已经是“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”了。
沈醉馋不馋，问问董益三就知道了。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中写道：“趁天色未亮，他赶紧起床，跑进厕所冲洗内裤。由于行动诡秘，神色慌张，反被昔时军统同僚董益三发现了。董益三向战犯自己的权力机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宋希濂报告后，宋希濂决定召开一次针对沈醉的批斗大会。沈醉欲哭无泪，声嘶力竭地解释说：‘那天我梦见的确实是我妻子，如若不然，天打五雷轰！’”
食色性也，那些战犯被俘时，大多是四十岁左右，有的才三十多岁，虽然已经是少将、中将，但算起来还算“年轻将领”，他们馋一点似乎无可厚非，读者诸君看了沈醉回忆录，又会如何评价他们的馋酒馋肉馋别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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